众位缘主，大家好，我是钱婆婆。
她叫丽丽，是个从农村进城的女人。
第一次见她，是2012年，冬天，西安城还带着一股沙土味。她坐在我的车里，身上是农村人常有的那种沉静颜色，晒斑混着烟火味，手指粗糙，却攥着一张纸条，像是抓着什么命根。
她说要去“文二北”，要看她弟弟。
我听了一愣，心说西安再大也没听过这地名。低头一看纸条，写着“文艺北路”，她念成了“文二北”。
我没笑。她认得字不多，能出门已经是鼓起很大的勇气了。
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像遥控器一样的手机，那是别人扔掉她捡来的，说能打电话她就留下了。
她说：“弟弟忙，我自己去找他，门牌我记下了。”
那时我突然明白，有些人不是不想进城，是怕自己连“问路”都成了笑话。
我问她：“你哪年生的？”
她说：“70年。”
我没再多问，但命里一翻，74、75年是她最破的流年，那时候她才五岁，弟弟两岁，差点没命。
“是的。”她说，“那年我带着我弟去后院玩，他在柴堆边上，我去了一趟茅房，回来人就被压进去了。”
她说到这里时没有哭。
“刨出来的时候，脚断了。五个脚趾，全废了。现在他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。”
她说她只读到小学二年级。
不是因为不想读，是因为家里只有一个读书名额，她让给了弟弟。
“他比我聪明。我读书慢，家里又穷。”她说得平静，像说今天天有点阴。
她没什么文化，信看不懂，字不会写，但弟弟从城里寄的每一封信，她都收着。
有时候是村里人读给她听的，有时候是邮递员念的，反正一封没丢。
她从布袋里拿出一摞黄皮信封，那不是书信，是她几十年没说出口的亲情证据。
我问她：“你为什么现在来？”
她说：“弟弟一直叫我来，我一直不敢。我怕迷路，也怕丢人。”
她怕的不是城，是自己的“笨”。
她说：“手机我不会用，城里我不熟，人家说话我也跟不上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，有点尴尬地笑。
但她没说的是，她从小就是“给弟弟让路”的那种人。让学位，让机会，让饭菜，让命。
她说：“弟弟读书也没读太久，就去打工了，寄钱回来，也写信。”
她不知道的是，那些信，有些是安慰，有些是道歉，还有几封，可能是那男孩在人间最后一丝牵挂。
送她到了地方，是城郊一个旧小区。
她说钥匙放在门外鞋下面。
我看着她从一双脏鞋下掏出钥匙，蹲下的样子和她那年抱起柴堆里的弟弟一模一样。
她进门后，我没走，一直等她开灯，看到她坐下了，才掉头。
车子驶过城市主干道，地铁像蛇一样穿城而过，楼宇如林，车灯如织。
这些高楼，是谁盖的？这些轨道，是谁修的？这些钢筋混凝土，是谁搬的？
是她，是她的弟弟，是那些一辈子不会坐飞机、不懂扫码、不敢进城的“低头族”。
他们把命捐给了城市，然后被留在了乡下，像影子一样，被割裂、被遗忘、被笑话。
我突然明白，有时候不是她不进城，是这城市，从来没给她进来的路。
她弟弟寄出的每一封信，是对家的一次召唤。
而她终于来，是为了完成那个“被让出人生”的女孩，唯一一次的“主场”。
她没说出口的那些话，可能是：“弟，我来了。你一直写信给我，我也走了几百里来答你。”
她没带礼物，只带了旧信。没带羞耻，只带了底气。
城市没等她，她却一直在等城市变得不再那么高傲。
那天我没给她看命。因为她的命，早就写在每一封信里。
她不是来求财、求运、求福的。她是来完成自己一场迟到的回应。
她不需要我给一个答案。
她只想看看，弟弟说的“高楼大厦”到底是什么样。
而她看到的，是这城市几十年不曾低头看过她。
你说她没文化，我说她有骨气。
你说她笨，我说她只是没被教。
你说她落后，我说她走得太慢，是为了等一封回信。
——她弟弟那封信，等了快二十年了。
